在职官员兼任社团领导，使得有些社团规格高、权力大，滋生了“强制入会、摊派会费、强行服务、搭车收费、拉赞助、违规使用会费、设立小金库乱收乱支”等问题。

“一些学会、协会仍然戴着半官方的‘帽子’，仍是行政化的管理和工作方式，甚至沦为权力延伸的‘缓冲区’、不当利益的‘输送带’、失去监管的‘灰色圈’。”

“此次清理社团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社团跟行政脱钩。所有社团都必须面向社会，脱钩后无法生存，那就说明没有存在的价值。”

“有一次，一个老领导下来‘调研’协会工作，准备陪同的副市长临时有会爽约。结果老领导不高兴了，打电话来问罪，说我们不讲感情。”

山西省发改委副主任赵友亭，最近少了一个头衔。今年4月份前，他除了兼任数个政府职务外，还有一个山西省建筑业协会副会长的头衔。

2014年5月，山西省对外宣布，在全省性学会、协会等社团中，共清理在社团兼职的在职处级以上领导达400人，其中也包括赵友亭。

山西建筑业协会官网显示，2013年3月29日，山西省建筑业协会三届四次理事会上，赵友亭以“山西省政府工程建设事务管理局局长”的身份，任该协会19个副会长中排名第一的副会长。

和各地一样，长期以来，大量在职官员在山西众多全省性社团兼职。山西省在此次清理行动中发现，部分与行政权力往来密切的社团，“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在山西称为“二政府”。

大量在职官员的参与，使得一些社团规格高、权力大，“强制入会、摊派会费、强行服务、搭车收费、拉赞助、违规使用会费、设立小金库乱收乱支”等问题层出不穷。

山西省此次清理行动中还撤销了一批社团，不过体育类社团的另类存在被凸显。而清理在职干部在社团兼职后，离退休老干部是否应该在社团兼职，也尚无定论。

400在职官员兼职社团领导

与赵友亭有共同职务的官员还有山西省统计局局长翟振新。实际上，这两名官员早在2010年就已是山西省建筑业协会副会长了，2013年3月不过是重新当选而已。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山西省官方数据显示，在此次清理前，有41名在职和离职副省、正省级官员在46个省级社团当法定代表人，此外还有156个社团法人是由副厅、正厅官员担任，业务主管单位涉及46个山西省直委办厅局。究竟有多少官员在社团兼职，文件中未有提及。

山西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吴建强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称，“在行业协会、公益类服务组织中，在职党政领导约占所在团体领导层人数的1/3，有个协会兼职的副厅级以上领导多达十几个。”

这个十多个副厅级以上领导兼职的协会究竟是哪个？6月5日，吴建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我不能告诉你。这个协会办得很不错。”

2014年1月3日，山西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监察厅、省民政厅联合发文《山西省全省性社会团体清理规范工作方案》，要求解决领导干部在社团兼职过多过滥的问题。文件要求，在职处级以上官员，不得担任社团法定代表人，不得兼任社团领导职务和名誉职务，确有必要的，每个社团仅限一名兼职处级以上官员。

吴建强介绍，“截至目前，在全省性学会、协会等中，共清理在社团兼职的在职处级以上领导400人。”

事实上，早在199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发过关于党政机关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山西公布的上述数据显示，上述通知在山西并未得到严格执行。

山西此次出重手进行清理，源于2013年7月山西两名省委常委带领的一次专题调研。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这次调研确认山西当地社团存在五大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过多过滥、领导干部在社团兼职过多过滥、社团与党政机关职能混乱、社团管理存在突出问题、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参与社团活动时行为不规范等。

2013年10月21至22日，山西省委常委会召开民主生活会，省委书记袁纯清代表常委班子作全面对照检查时表示，“对学会、协会管理不到位。”

一年收取会费近8000万

2014年3月5日，山西省建筑业协会曾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一份《关于缴纳2014年度会费的通知》。

根据该通知，作为该协会会员，省属各建筑行业协会的会费是1000元／年，各市建筑业协会会费为3000元／年，特级企业10000元／年，一级企业6000元／年，二级企业3000元／年，三级企业2000元／年，个人会员300元／年……

2012年4月5日，该协会官网曾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年4月1日有团体会员、企事业单位会员、个人会员1710个。按这个数字计算，协会收取的会费令人咋舌。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该“民间”协会和官方关系密切。该协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共有9项，其中有5项提及“主管部门”省住建厅，如“受主管部门委托，承担行业信用体系建设、行业培训、行业统计的相关工作”。

对于社团代行行政管理职能问题，山西省纪委等四部门文件要求，“对不应交给社团的行政管理职能、前置审批事项等行政单位职责内的工作，责成有关部门收回。”

“建筑业协会始终把宣传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筑业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放在首位，紧紧围绕厅党组（山西省住房与建设厅党组）的中心工作确定工作思路，确保协会工作服从服务于党组中心工作和行业发展大局。”该会会长王国正在会员大会上发言则不像一个社团负责人，更像一名在任高官。

5月30日，南方周末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山西省建筑业协会办公场所就在山西省住建厅院内的一栋楼里。该楼号称“社团楼”。该会副会长刘玉泉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社团楼所占的地，是省住建厅，但楼是若干家协会共同出资修建的。

最让这家协会显得官气十足的是会长们的另一些身份。曾任第一副会长的赵友亭曾是山西省政府工程建设事务管理局局长，又兼任山西省发改委副主任。

山西省政府工程建设事务管理局成立于2007年，负责省本级财政投资工程建设项目的管理和组织实施工作。但这样一个负责省级政府投资工程管理机构的一把手，与数百家建筑企业的老板们同为一个社团的成员。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山西省建筑业协会里，山西省建设厅至今仍至少有质量安全处、稽查办、人事处等7名重要处室的一把手担任常务理事。

山西省通报称，“一些学会、协会仍然戴着半官方的‘帽子’，仍是行政化的管理和工作方式，甚至沦为权力延伸的‘缓冲区’、不当利益的‘输送带’、失去监管的‘灰色圈’”。

来自山西省民政厅的统计数据是，2012年山西全省性社团一年收取的会费为7928万元。

哪些社团该照顾有争议

吴建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山西此次除了要解决领导干部在社团兼职过多过滥的问题，还要解决社团数量过多过滥的问题。

山西省民政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月，山西省级登记的社团有920个，从运行情况看，活动丰富、较为正常和不经常开展活动的社团各占1/3。

根据山西省此次清理的要求，对名不副实、可设可不设、不发挥职能作用、连续两年以上不参加年检或不合格的，予以撤销登记。

“省体育局管理有48家省级体育类社团，本次清理有28家社团合格，13家社团存在问题，省麻将运动协会等3家被注销。”山西省体育局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山西省住建厅人事处负责人介绍，该厅管理的社团有21个，此次注销2个，剩下19个。

“我们注销了多年自动放弃年检的山西省科技副县长协会等两个协会。”山西省科技厅人事处负责人毕世伦说。

该厅副巡视员苏广宇回忆，过去山西省有给各县下派科技副县长的政策，就组建了一个科技副县长协会，便于他们交流。最近一些年，下派科技副县长的政策停了，协会名存实亡，于是此次主动注销了。

在山西省体育局，一些参与人数少的协会是否该撤销，引起了争议。

该局副局长李世杰介绍，举重、摔跤、拳击等协会，会员就是省里几个运动员，普通老百姓几乎没人参加，“但如果撤销举重协会，山西运动员就无法参加只认协会不认体育局的国际比赛。这样一来，人才就会流失到其他没有清理社团的省份。”

还有一些协会，因为清理将面临生存困境。按照清理的要求，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准向非事业编制或非参公管理的社团拨付财政经费；不准违规向社团提供经费支持或违规提供办公场所、人员、物资、公务用车等支持”。

在山西省科协，下设有省级学会137个，在报给山西省民政厅的材料里，该协会建议撤销两个学会。清理后，副主席郝建新一直在担心保留的部分学会将来无法生存

山西省气象学会，一直在山西省气象局办公。过去，每年开一次气象学会，经费都是由省气象局给予资助。根据此次清理要求，气象学会必须搬出气象局，将来也不再能得到气象局的资助。

“这样纯学术的学会，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清理后他们没有经费来源，生存就成了问题。”郝建新认为，清理社团不该一刀切。

吴建强不认可郝建新的观点，“此次清理社团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社团跟行政脱钩。所有社团都必须面向社会，脱钩后无法生存，那就说明没有存在的价值。”

“撤与不撤，其实是个面子问题，有些领导爱面子，希望不要在他任上撤。”吴建强说。

老干部们何去何从

老干部并非山西此次社团清理整顿的重点人群。不过，此次清理仍要求超龄处级以上领导144人辞去社团领导职务。

根据此次清理的要求，年满70周岁或任期超过两届的离退休官员，不得在社团担任领导职务。

山西省建设厅人事处一名负责人介绍，山西省建筑企业家协会会长贾庭福因年龄超过70岁，这一次也被要求辞去会长职务。

清理之后，山西仍有一些社团的主要负责人是离退休的官员担任。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山西省建筑业协会现任会长王国正，退休前曾担任山西省住建厅厅长。

“王厅长虽然很少来，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在该协会，一名副会长并不称呼王为会长，而是称呼其退休前的职务。

担任会长的老领导们，一般都是过去主管部门退休的厅局长。从账面上，这些老干部一般每个月会拿到一两千元的补贴。一名协会工作人员介绍，必须是办完离退休手续才能拿补贴。在职官员在协会兼职，按政策不允许在协会拿工资。

离退休官员在社团兼职，其实是个历史问题。吴建强介绍，1949年后，中国一度没有任何社团，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出现社团，但是早期没有人愿意去做社团工作，而政府又需要一些社团去做政府不方便做的事情，因此在社团发展培育期，较为普遍的做法是让一些离退休的老同志去社团做领导。

在社团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老干部们大量进入社团又带来新的问题。为了推动社团工作，老干部们常常会利用自己昔日的行政身份争取活动资金、办公场所等。

湖南一名县级市市委书记曾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当地一些离退休官员出任社团领导后，四处组建协会分会，要求昔日的手下、如今各基层党政一把手给予办公场所、车辆和办公经费的支持，对地方工作造成一定干扰。

该市委书记介绍，“有一次，一个老领导下来‘调研’协会工作，本来准备让一个副市长去陪一下，结果副市长有会，就没去。结果老领导不高兴了，打电话来问罪，说我们不讲感情。”

但在吴建强看来，离退休老领导在其主管的领域，可以算作专家，比一般的社会人士更了解该领域的情况，出任该行业协会的领导，有利于社团工作开展。此外，这些领导在任时不一定有时间对具体问题深入了解，到社团后有充足时间去调研，可以给现任领导出谋划策。

吴建强了解到的另一个现实困境是，因为一些社团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无法给员工购买五险一金，一般大学毕业生往往不愿意到社团就业。

“离退休的老领导都有退休金，不用为基本生活发愁，能更好地为社团服务。”吴建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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