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读书日日签》

批判性思维—与“权威”平等地对话

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具有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思维技能，也是思维倾向的表现，使人们更能鉴别真伪，不盲从，不迷信，听什么，做什么，都有理有据。

稍微理论化一些，批判性思维就是对思考的再思考，无论这种“思考”结论来自普遍认可或权威观点。批判性思维是在弄清这些观点与列举的事实前提下，“大胆质疑，小心求证，逻辑推理，还其真实”。

举个例子，我一直对政府部门评比名牌产品持批判态度。因为政府部门认为这样可以为当地扬名，卖力地为企业免费做推荐，甚至倒贴钱（发奖）为企业做产品广告。而我则对此质疑，理由是，一是违反《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五条；二是政府的质量管理职责不是干预企业微观质量管理；三是这是以政府公信力为企业产品质量“埋单”，也易误导消费者。然后，我又“小心求证”，每到一个国家参加质量学术交流，就会了解这些国家有没有“政府为企业评比名牌”？结果是从未有过。又深入企业了解，为什么会参与评名牌？答复是：“客户对政府的信任比对我们企业高，政府为我们做广告，当然欢迎”。2008年，“中国名牌产品”三鹿毒奶粉事件爆发后及一批贪官因掌握名牌评比权而受贿落马，进一步为我的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我得出了：畸形政绩观—为企业质量背书—损害政府公信力—误导企业与消费者—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逻辑推理。因此，坚决反对政府为企业质量“背书”，从无后退之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名牌”评比终于停止了；省、市名牌评比从“政府权力清单”中消失了，尽管有些部门还在作最后的挣扎，或者改头换面，涂脂抹粉，以“某某制造”来取代，但中共中央委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在去年全国人大对政府为企业质量“背书”的尖锐批评，已经完全证明了事实真相。

这就是一个批判性思维的典型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英国BSI首席教员杜尔先生给我们讲ISO9000族标准时，还是87版的。他强调“不要迷信这个标准，因为组织的内外部环境都在不断变化，要随着变化提出自己的看法与修议，并及时向ISO/TC176反映”。这表明具有批判性思维者，从来不盲从，而是在科学精神基础上，独立地思考。事实也证明，后来的1994版、2000版、2008版、2015版标准都作了修改。而我则一直认为，2015版标准的最大亮点是突出了“基于风险的思维”，尽管2008版中也有这方面表述，但2015版专门作了强调，这是适应组织当前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满足顾客与适用的法律法规需要，并持续改进而作的一次突破性改进。但该版标准为了达到与其他体系标准结构一致(十章)的需要，在逻辑性方面比2000版、2008版标准有较明显欠缺。对此，我也一直持批判态度。如果我还能上课，我一定会告诉企业，在内部审核时，如何来弥补15版标准这方面的欠缺。

还可举些例子，如市质协在2007年引进日本QCC活动的新理念、新方法后，我们也是以批判性思维对待引进的QCC活动方法的。鉴于国情不同，日本企业现场员工文化程度都相当于我国的中专或技工学校以上。对QCC工具的理解和运用比较容易，而我国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一线员工往往只有“洋泾浜”高中，甚至初中、小学。若照搬照套日本的“QC七种手法”和“QC新七种工具”，恐怕许多企业难以推行，而且QCC的统计工具也不只是“新”和“老”十四种。因此，我们通过质疑、求证、逻辑推理，挑选了几种最适合企业应用的工具，使大部分员工都能听得懂，学得会。

所以，只有具有批判性思维，才能使自己不上当，少上当，能够较快地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这也是寻求真理的基础,创新的基础。批判性思维对科技的发展十分重要。尤其是科技工作者不但自己在学术上要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要不让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其他人“孤掌难鸣”，社会才能在质疑过程中不断进步。

批判性思维不是要“怀疑一切”；处处“指点江山”。质疑需要知识和科学精神作支撑。如果自己一知半解，老是想去“质”别人的“疑”。就像有人在公众场合，踱着方步，像“教师爷”那样，批评其他企业的QCC活动做法，不懂装懂地教育别人：“PDCA循环中要因确认一定要用散布图”一样。这不是批判性思维，而是对某种评比权力的盲从。

所以国外名牌大学都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使学生进入社会后能具有与“权威”，包括名著、名人，乃至“权力”平等对话的能力。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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