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匠精神”为什么失传？—-怀念“师徒制”

我曾经考察过日本与德国的多家公司，经常被日本（不包括海外企业）与德国工人的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所震惊。

但心里往往还会涌上一种遗撼：其实我们的工厂也曾有过类似的工匠精神。可惜不少企业巳经失传了。

师徒制“有利于工匠精神传承，以我自己亲身经历为例说明。

1965年，我从我国一所著名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一家超大型企业，以前是苏联专家在这个工厂做技木辅导，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苏联专家撤走了，但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建立的一套管理体系却仍保存下来了。

当时，“文革”还未开始。工厂规定，新来的大学生一律到基层劳动锻炼一年。

我被分配在技术监督科（即现在的质检科）劳动，这个科有近两百名员工，负责公司产品检验、计量、理化试验。我劳动的第一站是装配检验站。

从进检验站开始，我第一次体会到“工匠精神”的含义。

站长是个老技师，技监科长和站长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把工厂生产的三种产品全部拆成零件，再全部按图纸装配为成品，然后自己检验，站长复检。

工厂生产的是精密仪器，有一部份是军工产品。所以管理上十分严格。工艺卡一直分到每一个工步，如何操作？写得明明白白。产品质量项目的调试要求，不少要精确到微米。装配车间每个工段都配备工艺技术员，监督工艺执行情况，指导工人操作。再加上规范的巡回检验，所以成品检验时往往问题较少。

我把三种主要产品都拆开、装配、测试合格后，老站长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

第二天，站里开“班前会“，老站长突然宣布：我决定让小王当我徒弟了！

站里的同仁有点意外，因为老站长是出名的不愿带徒弟的“老法师”，怎么会突然想出来，主动要收我为徒弟？

大家都祝贺我，说：“小王，你额角头高啊！（上海话运气好的意思）”。在科长和全站师傅的见证下，我恭恭敬敬向老站长三鞠躬，完成拜师礼。从此，我有了第一个师傅。那时候，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观念还是社会共识。

老站长成为我师傅后，原来对我的微笑少了，而多了一份父亲般的严厉。他要求我除了学会装配与测量外，还要让我下班后，学会当时只有“老法师”才能掌握的仪器导轨平面铲刮技术。老站长说：小王啊，一个人只要有了真本事，学会别人没有掌握的技术，人家才会看得起你，才会用你，吃点苦，有好处。

他也跟着我加班。先讲解，后示范，再让我自己操作。他在边上观察、指正。

老站长检验时，那种全神贯注，那种认真仔细，那种判断能力，我至今历历在目，对我后来一辈子做工作的严谨作风，产生了重大影响。

可惜，我们的师徒关系很快被“文革”冲断。1966年夏天，“文革”刚开始，我的师傅就因为有个亲属在国外，被诬陷为“特务”，造反派对他反复揪斗。我冲上去想与造反派评理，结果被造反派抓住头发，结结实实地打了几句耳光，还被贴了大字报，说我是“白专典型”。

当年11月，我们工厂一半人内迁到三线工厂，我也是听了报告，称伟人挂念三线建设，要自己骑小毛驴去看，激动万分，自愿报名去的。而很多在內迁名单中的技术人员与工人，则难舍家中亲人，无论有无困难，都被留在上海的造反派到家门口连续不断地鼓锣打鼓，起哄喊口号，被“欢送”到千里迢迢的內地的。

到三线不久，就传来消息，我的师傅、老站长因不堪凌辱，精神失常而惨死了。等到后来平反，他去世巳十几年了。

我当时听到这个噩耗，悲痛欲绝，声泪俱下，发疯似地仰天大叫：“这算什么文化大革命啊！”。也正因此，我被这个三线工厂已经“夺权“的造反派们盯上了。

到三线工厂后，我仍然不愿到技监科坐办公室，要求到全厂最大的金加工车间当检验员。科长说，也好，我也赞成技术人员多和工人在一起。

也许我对老站长、我的第一个师傅的感情，大家看在眼里。我到金加工检验站后，好几位“老法师”都主动表示愿意带我这个徒弟。最后，站长“乡下人”说，杨师傅从来不带徒弟的，这次难得肯出山，就让杨师傅带吧。大家均表赞成，站长问杨师傅，你为什么肯帶小王了？她淡淡地说了一句：这小鬼（上海人读“几“）有良心。

我的第二个师傅，即杨师傅，是上海技工学校毕业，工作巳十几年，手中有绝活的女“老法师”，平时有点傲气，不苟言笑。因为她不仅检测技术好，而且肯帮助生产工人，无论在检验科或车间，威信都很高，工程师们也经常到车间来与她商讨质量问题。

但我的师傅坚决不愿当什么官，连当站长也不肯。科长只好让“乡下人”当金加工检验站站长，“乡下人”是上海崇明人，一口崇明土话，为人忠厚，技术也好。而且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保持了乐观的心态。他经常对站里的同仁说造反派：“格排里猪猡，爷娘都死脱了，要天打的！“。由于他的崇明土话实在滑稽，大家常常以他的话，苦中作乐，一口一个“乡下人”，几乎把他的真名也忘记了。

“乡下人”是老工人出身，对他的师傅如同对父亲，那时打长途电话，费用很贵，他总是让我帮他给在上海已经退休的师傅写信，他说一句，我写一句。我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写。他说：我师傅格大个岁数，日脚还过得介苦，我自己写信，每写一次，哭一次，还是你帮我写。

那种师徒感情啊，无法用言语表达。

正因如此，“乡下人”对我向杨师傅的拜师仪式，格外看重。正式拜师那天，利用金加工车间上午十分钟的休息时间，车间主任与车间全体工人及验验站所有师傅都参加。师傅坐在上位，我和拜第一个师傅时一样，恭恭敬敬向师傅鞠了三个躬。师傅平静地说：“小鬼啊，伊拉（指造反派）格种日脚长勿了，我不想你将来做官，也不想你将来发横财，你要永远做个正派人、清白人，有本事人。”。我郑重回答：师傅，我记住了。

这不是一种形式，更不是“复古“，而是一种发自内心教诲与承诺。我至今仍认为很必要。现在一些大医院或文艺界仍保留师傅相对固定带徒弟，或老师相对固定带学生的形式，其实是一种有利于工匠精神的传承方式。

师傅收我徒弟后，除了教我检测技术外，还与车间主任商量，天天“逼”着我下班后学车、铣、刨、钳、磨的操作技术。她好像永远不累，而且不放过我任何一点差错，细致到我有时也差点不耐烦了，但还是听了。

有一次，我因实在看不惯“文革”中那种乱象，正考虑是否有必要写一篇文章批驳，有点分心，竞然漏检了一批轴的內径。被退回来后，师傅脸色煞白，闷声不响地测试。我知道自己闯了祸，轻声地对师傅说：“师傅，我错了，我全部重检“。师傅抬头看我，眼里带着又气又无奈的泪水，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徒弟说：只是重检有什么用？这批生活（上海话指产品）还可返修。我去和车间主任说，我们自己连夜返修，不能躭误别人。

结果加班到半夜十一点，全部返修合格。

师傅是一个把工作看成性命的人；她的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她永远把责任放在心上。这对我的一生也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师傅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徒弟是初生牛犊，比她还硬。几天后的的早晨，我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复盖在造反派舖天盖地批斗我们工厂“走资派”的大字报上面。主要内容是，我们都是响应号召，离家别子，到三线来建设的，而不是来搞文化大革命的。我们住的是干打垒（用泥土夸实后搭的土坯房，非常潮湿），吃的是苞谷饭，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要穿着草鞋爬山路，还要经常挨骂挨打。这样搞下去，生产还要不要？我决不相信文化大革命是这种做法，我反对！

结果第二天，工厂所在的区公安局军管会，就来人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把我反铐起来，先送区公安局拘留所，再转市公安局关押。

工人们围在一起，向警察说，他决不是反革命。师傅含着眼泪急急忙忙赶回车间，拿了我平时最爱看的一本书“数理统计与概率论”塞给我。

在市里关押时，几次被挂牌游街，宣判大会上陪死刑犯示众。四个月后，一位年纪约五十多岁的市公检法军管会军人提审我，我又向他讲了我们工厂的情况。他仔细听完后，皱了一下眉头，用很浓重的四川话说：你这个娃娃，主要是认识问题，算什么反革命？把你放了，回工厂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去。就通知厂里革委会带我回工厂。

不料，一回到厂，就被造反派七八个人关在一间屋子里，他们像玩拳击一样，每人一拳，反复打，直至我晕死在地，才关进牛棚。

关进牛糊后，几乎天天批斗，“坐飞机“。而且用钢丝鞭加胶管包着的鞭子打，打得小便变紫色，身上却没有伤痕。

每批斗一次，台下的工人就哭，就喊：“不准打人！”。有一次我坚决不肯低头，这些造反派就在台上把我痛打。我的师傅突然站在一个凳子上，大喊：“乡下人，厂里的男人都死光了？！”。然后，以金加工车间和检验站工人为主的一批男女工人，冲上台去，把昏死过去的我抬了下来，我师傅放声大哭。

我在牛棚里想，这样总不是办法，迟早送命。便在一天晚上，借牛棚的看守人以为我真的走不动了的疏忽，以去设在山坡上的厕所为名，从山坡上滚了下去，苏醒后爬到附近一家工厂，这家工厂的负责人，对我很同情，连夜把我装在一辆运垃圾车里逃了出去。

由此，我走上了赴京告状之路。没饭吃，就要饭，要不到，就吃饭店客人留下的剩菜剩饭。没地方住，就扯街上的大字报纸作“被子”，盖在身上，在北京城门洞下过夜。

后来的事说过了，我请一位同样逃难的书法家写的250个字的告状信，居然受到当时与“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原一机部领导的关注。因为我们属于一机部领导，又是三线建设厂，所以立即批示让一机部军管会派调查组进厂调查。两个星期后，调查结果出来，结论是“反映情况属实”。隨后一机部军管会通知我，放心回厂。

我回到厂里的消息，几乎震动了全厂员工。尤其是金加工车间和检验科，“乡下人”高兴得边说话、边哭、边笑。师傅反而很平静。只是我当天的饭盒子里多了好几只田鸡腿。但她对我的工作要求，反而更严格了。她不知从哪里给我找来不少与机械加工和质量检验的书，要我抓紧学习。还时不时地把别人加工的优良产品让我看，一点一点地告诉我，哪些地方值得我学习。她说危险还存在，你要尽快调离这个厂。

自我的告状有效后，厂里的军管会也换了人，负责的是一位师级干部。他找我谈了几次，言谈之中，隐隐约约流露出对“文革”的不满。两年后他调到机械厅当厅长了。厅里没有技术处，就对外公开招聘。内迁来的一个大型机床厂的厂长当了技术处长，我则被录取为技术处分管质量的技术员。

我去报到的那一天，检验站的师傅们都来送我。“乡下人”说：小王离开也好，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这些造反派迟早还要出花头，害小王。

师傅闷声不响。我叫了一声：师傅，你还有什么话要关照我？师傅看着我，眼光比任何时候都严肃，说：你要一生一世站着做人！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我至今仍怀念我的两个师傅，思念无穷无尽。

而且，我一直认为，工匠精神在不少企业失传，师徒制没有坚持下来，是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限于篇幅，今天不想展开。试问，现在还有多少技术人员或高级技工愿意像我的两个师傅一样帶徒弟？帶学生？有多少年轻员工能像我曾经一样，从内心尊重培养教育过自己的师傅？

可叹人心不古。感恩之心巳成为迂腐；恩将仇报的行为得不到谴责；稍学了一点就认为已经超过师傅；不学无术，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人反而受到赏识提拔。这样的社会环境决不利于人才培养。

所以，师徒制要以社会风气为基础。

我们更要強调踏踏实实做人，人要有人品。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这条路，永远不会过时。

相信不少企业和同仁会从我的亲历叙述中得到一点感悟，根椐公司实际，探索更多的人才培养机制，从而为工匠精神的传承创造更好的条件。

谨将此文献给我当年的两个师傅和在那个特殊年代坚持工匠精神，在特别困难的环境下，忍辱负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保证产品质量的工人兄弟姐妹与师叔、师伯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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