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养老困局”，关注高龄老人的生存质量。

你以为自己还年轻？其实与年老已经不远了。

女儿大学毕业去外地工作，我就有一种隐忧：今后老了很难靠她了。后来她在联合国直属的一个国际组织招聘时，通过考试，到国外工作，而且成为这个国际组织终身技术官时，我终于彻底明白，我们肯定老无所依了。

我算是心态比较年轻的，以致经常忘记自己的年龄。但七十岁以后，我发现上课只能用噪子运气发音，中气越来越短，直到后来授课要一次又一次地服用速效救心丸，才感到除了大脑还算年轻，反应还算较快之外，身体已经走到人生边缘，再往前去，就是“走了”。

前几年，老伴心脏病发作住院，七十多岁的心脏病人，只能坐在医院走廊上一张凳子上输液；幸亏后来有友人知悉，全力帮忙，到傍晚总算在一间病房的加封阳台上，加上一个临时病床。老伴心脏手术后，只有手足无措的我，手忙脚乱地照顾她，连陪夜坐的椅子都没有，为了不站一个通宵，只好硬着头皮拿出50元钱，去向管陪夜椅子的护工送礼，才有了一只椅子。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唯有医生、护士冷冰冰的声音。医生让我签手术同意书时，我听医生宣读，等于告诉我，手术中万一死了，也是没办法的事。那种突然涌上的害怕失去老伴的苍老、孤独、凄凉感无法用言语形容。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一辈子的尊严在老年疾病面前全毁了。

很多空巢家庭的老人都希望自己“走”在老伴的前面。这是家庭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无奈。

“养老困局”一直是民生问题的难点，而媒体上则是两种意见。有说国内养老服务如何如何的好，什么养老院、嵌入式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等等。而另一种意见则是现有的所谓养老服务只是让老人有个温饱和最基本的医护，甚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一些独居老人死在家中数日，直到发臭，才被人发现；保姆稍有不满就辱骂老人，打老人耳光、揪老人头发、脚踹老人的情况，媒体时有报道，根本谈不上老人最后的尊严。

记得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到我有一次住院时，同病房有一位近八十岁的老人，一位退休老教师，是住在上海一家养老院里。估计这家养老院离我市较近，老人病得不轻，就送我市这家医院了。病房中只有我们两个病人，免不了闲聊几句。知道他的老伴已经过世，有两个儿子，都成家了。但却一直没人来看望这位患病的老人。偶而问起，老人只说儿子们太忙，便不说下去了。我说：“那养老院呢？他们对你怎样？”。老人突然闭上了眼睛，刹时间，一滴混浊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这一生最见不得孤苦老人与幼小孤儿流泪。看到老人这样，心想他肯定在养老院境遇不好，同病相怜，不禁唏嘘不已，眼睛也湿了。但想想养老院也有难处，如果没有国家资金充足投入，私营养老院毕竟不是慈善堂。

我有个朋友在香港，年龄比我还大，老俩口早就请了个菲佣，据朋友说，这位菲佣非常负责任，勤勉细心，还是个大专毕业生，据说还受过家政训练，月薪才4000多港币。因久未与朋友联系，不知现在菲佣的薪水涨了没有？但这样的保姆在大陆目前还是不允许聘用的。而找本地保姆，服侍老人，一个月五六千元工资，包吃包住，还没人愿意干。即使有人愿意，服务质量也太不能保证。

我就觉得奇怪，明明国家每年还要花很多很多钱扶贫；明明还有6亿人平均月收入也就一千元左右，为什么就不能让贫困地区的妇女通过国家免费培训，到养老院当一个尽责的护理工？不能通过国家免费培训与出台政策规范，让她们当一名好的保姆？既增加了贫困地区收入，也可以减轻国家扶贫和解决养老困局的负担。

其实，现在有几个家庭敢“岐视”保姆？反而是千方百计希望留住好的保姆。保姆的供给不足，造就了一批黑心中介，推荐的保姆缺少培训与考核，保姆虐待老人已非个例，以致有的雇佣保姆的家庭，子女为了怕保姆欺侮老人，在家里装了监控摄像头。这种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必然导致我国保姆市场更加供不应求。

既然养老服务供给侧不足，这方面“内循环”转动不起来，国家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能考虑开放菲佣、印尼佣等外佣？这样多少也可缓解一点“找保姆难”。仅仅是担心语言不通？其实一些大中城市的中产阶层，这点家政方面的“洋泾浜”英语还是难不到的。如果是为了保护国内劳动力就业，就更说不过去，国内的劳动力不愿意做保姆、护工，并不想受到这种“保护”。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只要下决心，认认真真地去做，总是做得好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养老服务做得好，虽然难以计算“政绩”，却蠃得了民心。

养老困局随着老龄化的加剧，问题将愈来愈突出，尤其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的独生子女家庭，困难更多。希望因受国家政策照顾，老年无忧或子女就在身边，已解决养老后顾之忧的决策者们，也换位思考一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可能困局才有破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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